炒股融资费用 母校的回忆_榆林_毕业生_组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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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开家乡榆林半个多世纪了，虽然走南闯北，习惯了四海为家，但我还是那么眷恋家乡，忘不了古城的驼峰山、普慧泉，忘不了古城的南塔北台、六楼骑街，忘不了古城的拼三鲜、四合院……然而最让我难以忘怀的，是给我知识、智慧和力量的母校——榆林县第一中学……

1962年盛夏，我在焦灼不安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耐的日子，迎来了翘首盼望的入学通知书。接到通知，我又失落又宽慰。失落的是未能如愿考入榆林中学——那可是刘志丹等许多革命先贤的母校、榆林十二县莘莘学子心中的圣殿，而是被刚建不久的榆林县一中录取；宽慰的是终于“考上中学了”，成为一名中学生了，没有给含辛茹苦的父母丢脸。要知道，那时并非每个小学毕业生都有机会上中学的。

无论如何，我的心里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。8月中旬，我如期去学校报到，被分在初一甲班，还被任命为班长。

县一中是1956年才建立的一所新学校，起始为初级中学，1958年开设高中，是榆林城区第二所普通中学。当时学校地处古城西北角，校园不算大，但平坦开阔。大部分建筑是坐北朝南的平房，东边几排平房是办公室、会议室和教师宿舍，中间几排是教室、实验室、图书馆，西边是食堂、大会堂及后勤部门，北边是一排几十孔青砖窑洞，为学生宿舍，部分为教工宿舍，校长、副校长的宿舍就在东侧的几孔窑洞里。窑洞和教室之间是体育场。

初中三年的学习生活过得愉快而充实。当时国家刚刚结束三年自然灾害，正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新气象。还是一个懵懂少年的我，对一切都充满了兴趣。

中学学习，除了个人努力，老师传道授业解惑，是最重要的领路人。幸运的是，我在榆林一中就遇到了这样的好老师。当时我们的各科老师，大都是从北京师范大学、陕西师范大学、西安外语学院等高校毕业来支援陕北的高材生，他们朝气蓬勃，激情澎湃，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们的音容笑貌。

语文老师刘增录，陕师大中文系毕业，温文尔雅，风度翩翩，颇有江南名士之风。

数学老师王增义、王崇杰，都是关中人，也都毕业于陕师大数学系。他们分别讲授代数、几何，讲课思路清晰、逻辑严密。

物理老师赵建国，陕西乾县人，陕师大物理系毕业；化学老师王玉梁，重庆人，北师大哲学系毕业。他们在实验室带领我们做的各种花花绿绿奇妙的实验，打开了我们对世界、宇宙的好奇心。

俄语老师祁瑛，陕西兴平人，陕师大化学系毕业；郑义民，陕西泾阳人，西安外语学院俄语系毕业。两位老师先后给我们教授俄语，他们对俄语课文标准流利的朗读，好像一首首动听美妙的歌曲，让从未听过外语的我一下子着了迷。

历史老师梁金魁先生，河北人，是给我们上课年龄最大的老师，当时已有50多岁，两鬓斑驳，满脸沧桑。他学识渊博，讲起历史滔滔不绝。我至今忘不了他讲中国古代史时常常露出的孩子般的笑容，讲鸦片战争、甲午战争、辛丑条约时那苍凉悲壮的声音，那顺着脸上皱纹滚滚落下的泪水。我被深深地震撼了，这也成为我后来步入历史研究殿堂的一个原因。

地理老师景洪武，山西隰县人，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毕业。景老师待人和蔼，讲课慢条斯理，不温不火，常常讲一些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，给你打开一扇世界之窗。

最后说一下政治课老师郝应达。他是我们班任课老师中唯一的“土著”，绥德义合人，陕师大政教系毕业，初中三年一直是我们的班主任。郝老师不苟言笑，对学生要求严格。记得有一年五四青年节，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听时事报告，我们几个男生逃了学，去青云山看庙会了。第二天到校后，郝老师把我们叫到办公室狠狠训了一顿，还让我们把家长找来。此事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，以后再也不敢犯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。

那时的学校不仅重视传授知识，更重视思想品德教育。教室的卫生由学生自己打扫，冬天教室里要生煤炭火炉取暖，也是值日组提前到校生好火炉。学校隔段时间要搞大扫除，这时全班同学一起动手，擦桌子擦玻璃扫院子。每周设有一下午的劳动课，或在学校的菜地干活，或帮附近的农民劳动。有段时间要求同学们“拾粪”，于是我们便在劳动时间拿着筐子和铲子，在马路上拣拾过往的牛马等动物粪便，送到学校菜地。初三第一学期，学校组织我们到30多里外的古塔公社帮助秋收。同学们兴致勃勃地背着背包唱着歌，步行了大半天到达目的地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，掰玉米，割糜子，刨土豆，劳动了一周。这样做，培养了学生的劳动观念和吃苦耐劳精神，增强了与劳动人民的感情，让我们受益终生。

为了让学生关心时事，及时了解国内外大事，学校每学期还要组织安排时事报告会，由校领导或请校外有关领导专家作报告，介绍近期国内外形势。

学校也非常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和提高，经常组织开展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和各种兴趣小组。我参加了一年无线电小组，利用课余学习收发报，达到了每分钟收发100多字的水平。我还学了口琴、竹笛、二胡、小提琴等乐器，在篮球场、足球场、乒乓球桌前常有我的身影。

就这样，我在榆林一中愉快地度过了初中三年美好的时光，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。1965年中考后，我再次被录取到榆林一中读高中，也再次被委任为班长。

当时，我们是学校唯一的高中班（上一届高中班不知何故转到了榆中）。学校给我们配备了最强的教师阵容。同学们在老师的精心教育下刻苦地学习。在按部就班的课堂教学间隙，1965年秋天，学校安排我们去数十里外的马合农场帮助秋收一周。在那里，我们和农场工人一起劳动，分享丰收的喜悦。我还第一次吃到了红烧鱼，让我终生难忘。1966年春天，学校又安排我们去余新庄公社赵家峁生产大队帮助抗旱一周。在那里，我们不仅体会了农民劳动的辛苦，也切身体会到他们生活的艰难。

正当我们的学习生活有条不紊向前推进的时候，一场狂飙席卷全国，榆林这座偏远古城也被裹挟进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风暴中。学校开始“停课闹革命”，大学也停止了招生。这一停便是好几年，我们高中二、三年级的学习完全泡了汤。1968年秋，当我们到了该毕业的时候，我和一中的几百名同学一起，响应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的号召，大家告别了母校，奔赴300多公里外的定边县插队劳动。我的中学时代结束了。

岁月匆匆，斗转星移，一晃离开母校已半个多世纪。其间我始终惦念着母校，每次回榆探亲，总要抽暇去母校看看，哪怕在校门口看上一眼。得知母校已更名“榆林市第一中学”，成为省重点高中、市重点中学，我为母校的快速发展和取得的成就欢欣鼓舞。

从我成为母校一分子已过去整整一甲子炒股融资费用，我感恩母校对我的培养，感恩那六年中精心栽培我的各位老师。我为曾是榆林一中的学生感到自豪，衷心祝愿母校早日实现陕西一流、全国著名的奋斗目标！